（四）法律的适用—行政程序中的调解 调解意味着将会接受行政机关决定的相关人参与决定的形成过程，其参与的方式是由一位私方第三人作为调解人，在相关人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斡旋，目的在于达成一个双方意见一致的决定。
由权力体制内部主体提出问责建议并作出决定。终身追责追哪些责任？当前，随着纪法分开，纪在法前，责任追究的重心已经从行政责任法律责任更多地转向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并集中体现在组织处理和党纪责任的追究上。
在制度设计中，应从体系衔接、责任对接、细化标准等方面予以全面科学考量，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明确终身追责与时效制度的对接。对此，应构建明确的责任体系，横向上，对于重大决策不同环节所涉及的人员应承担何种责任。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关键在终身，即无论涉事者调离、辞职、退休等变动，都要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当前，亟待制定统一完善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规范和指导各地追责的实施与落实。
可见，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突破了时间界线，这意味着自决策之始，追责如同一把利剑，高悬于每个决策者的头上。三是发挥公民及社会团体的作用。萧功秦：《中国转型中期的五大困境及前景展望——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学术界》2012年第11期。
（2）实施宪法的目的在于发扬民主，手段是加强立法权，切入点是真正落实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位和职权的规定。[61]这表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划分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亟待解决。注释: [1] 夏勇研究员以立宪旨趣为标准将宪法分为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宪政宪法三类，其对应的合法性基础分别是革命、改革、宪政。这方面需要落实的宪法条款有：国家行政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它监督（第3条第3款）。
充分地享有权利，妥善地保障权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众多的权利主体在人格尊严上的深刻自觉、在社会道德上的互敬互信、在制度运作上的积极行动。宪法监督权是终极意义的国家权力，因而是宪法规范上最优越的一种国家权力。
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国家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并非常见。[49]其二，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缺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17] 蔡定剑：《民主是当前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0页。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
民主是理想的、日常的政治形态，以违宪审查为标志的宪政制度不过是民主的矫枉机制和补充。[34] 《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4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8—59页。[23] 相关著述数量众多，兹不一一列举。
范进学：《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之审思与变造》，《法学》2012年第10期，第89—93页），尽管这些研究先于《立法法》的最新修订（2015年3月15日），但其结论仍然能够成立。在此过程中，基本权利规范逐步成为宪法实施的重点，不仅列举权利条款得到有效实施，而且宪法中的未列举权利条款——人权条款也成为保障基本权利的依据。
现有的程序规定中没有关于初步审查程序的规定，包括初步审查的主体、初步审查之后能够作出何种类型的决定，等等。第一件是加强人们的程序观念，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建设事项。
至此，对于国家富强之路径的探索，在政治法律思想领域中已经完成了。这一要素对应着该机构所应有的专业性、权威性。要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需要在以下诸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概括性的梳理和分类，参见王磊、韩姗姗：《违宪审查的机构之争》，载韩大元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宪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232页。[24] 近期内学者们的代表性观点，如林来梵主张第一种模式（参见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马岭主张第三种模式（参见马岭：《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河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9] 参见袁伟时：《20世纪的启示》，《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第11页。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宪法监督是一种负责违宪审查的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上官丕亮：《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69页）。[9]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了依宪治国的重要性，反映的不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而是社会的共识、时代的要求。
[32] 不仅法学界知识分子认为人权是中国富强的根本，其它学科的知识分子也用其学科术语表达了同样的观念。这一现实决定了，我国宪法的实施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54]我们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已经在事实上成为执政党，但仍然沿用了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造成了我们党的角色与地位的严重错位。其二，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
[24]依笔者之见，后三种理论设计不仅与现行宪法的规定相冲突，而且与我国当下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难以成为当下现实的选择。尼克松为了保住录音带，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撤掉考克斯的职务，理查森拒不从命并辞去了部长职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第67条第6、7项）。[26] 参见胡锦光：《论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6—7页。
这方面需要落实的宪法条款，除了第5条第4款外，还有第73条（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必须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质询）。在现实条件下，确认和肯定个人利益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它也可能导致自私自利的膨胀，这是需要加以防犯的）。
宪法实施应当以宪法文本为中心，以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为出发点，通过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和地位来发扬民主，其切入点是宪法监督机构的建设——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之下设置宪法委员会，专司宪法实施的职责。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行的，硬要推行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
有学者主张，由法院依法司法来实施宪法（参见王广辉：《中国宪法实施的普通法路径——以法院对权利的救济为视角》，《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18]那么，现行宪法的文本是否值得尊重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36]所以，我国要实施宪法，实行法治，就必须打破潜规则，而打破潜规则的可靠路径之一是普及程序正义理念，加强程序法治建设。对于宪法委员会而言，它既可以作出的修改的决定，也可以作出改变或予以撤销的决定。[48] 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序，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页。二是宪法实施的保障职能具有唯一性。
尼克松遂任命威廉•D•拉克尔肖斯接任司法部长，并命令其撤掉考克斯的职务，威廉•D•拉克尔肖斯也拒不从命并辞去了部长职务。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走到拐点，未来的路向选择取决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
[1]实施宪法的重要性不仅无人敢于公开否认，反而总是得到周期性的极端肯定，但宪法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使学界对宪法实施状况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宪法委员会成员具备这种理念，是宪法委员会积极吸纳公民的权利需求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种道德自觉的可能性，是与执政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行宪法有缺陷而否定其权威，否认其实施的必要性。
